國家與個人、官員與百姓之間存在著怎樣微妙的關系？約翰·密爾給出了答案。他在《群己權界論》中提到，所謂“群”與“己”的關系，就是公域與私域或國家與個人的關系，這是人類社會需要高度重視的“第一大關系”。大凡一個健康發展、繁榮穩定的國家，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即是把握并處理好了這樣的關系。密爾為處理這“第一大關系”確定了三條基本原則：第一，所要辦的事情，如果由個人來辦比政府辦會更好一些，那政府就應該放手讓個人去辦；第二，有那么一種事情，雖然由一些人來辦未必能像政府官吏辦得那樣好，但仍然適宜由個人而不是政府來辦，因為這樣可以充分發揮個人的積極性和首創精神；第三，在任何情況下，政府都應盡量少干涉，因為不必要地增加政府的權力，將會帶來不必要的麻煩。

　　我國具有長達數千年的集權主義傳統，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且，在這普天之下、率土之濱，基本上都是大大小小官吏的活動空間，黎民百姓始終處于被治者的地位?；噬虾凸倮羟辶_明、治國有道，人民也就富足安康。因此，國人從來就有期盼青天老爺的情結。這樣一種境況，也實屬密爾所言之國家與個人關系沒有處理好的實例。這種情況下，國家的發展，人民的福祉，必須有賴于各級各類官府的積極作為。

　　現在的情況是，由于我們黨嚴肅法紀、高壓反腐，似乎觸犯到了官員群體的利益，由此影響到了官員的積極性，導致了官員的不作為。在此境況下，我們需要重新去思考人類社會的“第一大關系”問題，即官與民之間是不是應該有一個明確的權力界限，是不是應該大大收縮官員手中的權力而使社會和人民原本就具有的主體性、自主性和創造性得到充分的發揮。當下一些官員的不作為需要進行整治，但同時我們也應好好清理一下并不需要官員“積極作為”的領域，讓社會、讓人民多多地發揮自己的能動性和積極性，來處理好、解決好自己的問題。多少年來，一些地方和領域，由于官員不當的“積極作為”（用另一種方式表達，那就是“亂作為”“胡作為”）給我們這個社會所帶來的負面影響甚至在多少年內都無法挽回，深刻的教訓需要我們好好汲取。

　　在這方面，各級各類領導干部有必要明確兩個基本問題：第一，牢固確立“公共性”意識。無論是一個地方還是一個單位，作為一方領導，需要負責任，但這個責任與“家”的責任不一樣，是代表公共的意志做事情，因而是一種公共的責任。所以不管個人如何智慧超群、能力無限、主意不窮，做任何事情的時候，還是要聽聽大家的意見，看看大家是不是愿意這樣作為。第二，要按照“人民希望他們成為什么樣的官員”而不是“他們自己希望他們成為什么樣的官員”的要求來為官。我們現在對官員的管理都是一種封閉性的內循環式的管理，直白地說都是自己在為自己提出要求、塑造角色。要真正地解決官員的有效作為問題，還必須回到本原上，回到人民群眾的出發點上，從“人民希望官員成為什么樣的官員”這樣一個角度來進行管理。